在此之前，在雙方談得攏的時候，我們看到“聯合聲明”；談不攏的時候，看到“單方聲明”。雙方還要爭著給對方劃底線，句式是這樣的，如果美（中）方怎樣，則我方怎樣。很不幸，這些預言都已經實現了，第二輪也正在實現中。
美國在公布500億征收25%關稅的清單后稱，“如果中國采取報復措施，美國有權將采取新（制裁）措施”。很多人將這句話理解為強硬的升級暗示。實際上正相反，美國人試圖告訴中國，如果中國認了，也到此為止。這也是美國劃的新底線。
而中國從30年前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爭端中就學到了一件事，綏靖和妥協只會讓對方覺得，還能榨出點什么來。中國也威脅稱，如果美國升級，中國必將奉陪，但不會加碼。這仍然是自限型的態度，可惜同樣不會制止局勢升級。
讓我們回到雙方的制裁與反制清單本身。
汽車殺手清單和4月份征稅清單不同，美國人努力去除了個人消費品以及和中美分工鏈有關的產品（譬如iphone），盡量加入中國制造業升級有關的中間工業品，又是為“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”做注腳。說實話，美國人并不在乎中國輿論怎么看。
而中國人的反制裁措施很簡單，先把大宗農產品放一邊，代之以畜牧產品和煤化工、石油化工。
不僅如此，奔馳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工廠生產的大排量的SUV和MPV、寶馬在南卡羅來納州斯坦帕堡生產的大中型SUV、英菲尼迪、謳歌，全都被殃及。
思考一下為什么中國要將德國、日本的產品套進瞄準鏡？
“核捆綁”了解一下？只有這樣，才能讓全世界所有工業發達國家，對美國人發動的貿易戰有切膚之痛。如果中美戰的你死我活，其他大國在旁邊嗑著瓜子看熱鬧，他們會站在誰的一邊？當然，美國透過鋼鋁關稅已經成功得罪所有西方大國和主要貿易伙伴。我們需要在西方盟國的分歧上再加把勁兒。
至此，對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所稱的“呼吁各國采取共同行動，堅決制止這種過時和倒退的行為，堅定捍衛人類共同利益”這一席話，應有更深刻的理解。
高端車是美國優勢項目前不久，中國將整車進口關稅從25%調降為15%，零部件進口關稅從10%降為6%。這一措施被外界認為對進口高檔車是利好，但作用有限。對于美國，只須繳納進口關稅，而中國還需要繳納增值稅和排量掛鉤的消費稅。更為糟糕的是，增值稅和消費稅都以前一稅種課稅之后的貨值為稅基，這無疑擴大了稅差。因此長期以來，進口車基本消滅了中低檔車，成了高端車的天下。
日系三強（雷克薩斯、英菲尼迪、謳歌）將一部分生產放在美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因為最重要的市場就在美國。但奔馳和寶馬高端車（奔馳R級，GLS/GLS AMG，GLE/GLE Coupe/GLE AMG、寶馬X3、X4、 X5、X6以及性能版X5 M 、X6 M），為什么將高端車也放在美國？
對于這兩者而言，中美對于高端車的需求相差無幾，美國目前僅略多于中國。考慮到中國相對于美國昂貴的稅差，中國的市場潛力遠大于美國。戴姆勒和寶馬將走量的低端車型靠近目標市場部署，而全球高端車產能配置在北美和本土。顯然，對于高端車而言，北美的綜合成本最低。
鑒于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在大工業國（人口1億以上）之中最高，美國各州稅率有差別，但綜合生產成本還取決于營商環境、稅收、土地成本和運輸、倉儲、水電等運營成本。有人認為，美國的工業競爭力正在回升，其稅收和土地成本優勢正在拉大與其他工業國的差距，這也是中國被迫調降增值稅的外部因素。
特朗普號召制造業回流，顯然不靠行政命令，而是依靠利潤稅收部分豁免和稅收優勢。
對于主機商而言，這筆賬早就算清楚了。愈是單價高昂的產品，美國的綜合成本優勢愈明顯。
驅逐行動中國對美國增稅25%，加上原來的稅率15%，美國進口車在7月6日以后關稅為40%。消費稅和增值稅再以此為稅基，這是一次毫不含糊的驅逐行動，將美國原產的高檔車基本上趕出市場。
作為應對，歐洲高檔車生產商將加大本土產能，以避開中美關稅攻防戰。如果懲罰性稅率長期化，相當于將部分產能抽離美國。這將削弱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努力。
大多數華爾街投行對于“低端”制造業回流不感興趣，認為無法讓喪失的競爭力復活，也無助于“積累美國人民的財富”，但是制造業吸納就業的能力，是金融業無法取代的。
盡管美國當前失業率降到3.8%，本世紀最低，可以說實現了充分就業，但連續縮表，可能構成負面影響。如果貿易戰全面開展，對經濟的踩剎車效果將更明顯。
中美都希望擊中對方的痛處，迫使對方就范。高端車產能被中國選中作為懲罰對象，理由似乎很充分。
